代表委員建議加快實現生育成本社會化
孩子還是工作：不該是女性的兩難選擇
據媒體報道，某知名高校的女研究生小李應聘到東莞一家公司，不料，簽訂勞動合同時，公司方面提出一個條件：乙方在公司工作三年之內不得懷孕生育，否則視為違約。面對就業高壓，小李被迫含淚寫下不生育保證書。
在很多人看來，這已司空見慣。女性就業幾年內不得生育似乎早已成為職場“潛規則”。調查現實，40％的女性在孕期沒有受到特殊保護，因生育等正常生理行為受到權益侵害。要工作還是要孩子，已成困擾許多女性的兩難問題。本次兩會的代表委員們就此呼吁，生育是人類對社會、家庭的一種責任，是社會的一種整體需求，生育帶來的問題，不是由女性個人造成的，應該由整個社會來共同承擔。
加強女性自身維權意識
在維護女性生育權的立法方面，國家早在1988年施行的《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中就已明確：不得在女職工懷孕期、產假、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或者解除勞動合同。而1992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也明確規定：“任何單位不得以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為由，辭退女職工或者單方解除勞動合同。”
“企業與女職工簽訂的這種女性就業后在一定時間內不得懷孕的協議，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天津市河北區政協副主席馮幸耘委員指出，企業雖然有用工自主權，但必須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之下，如果用人單位要求簽署此類協議，女職員可以向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反映，保障自己的權益。
那么，遇到就業歧視，為什么很少有當事者向用人單位據理力爭？很少有人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唐曉青委員認為，維權意識較低是原因之一。“有些女職工，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流動女性不懂法，并不了解用法律保護自己，同時與企業相比，她們處于弱勢地位，維權也面臨很大的阻力。”
唐曉青委員認為，就業壓力大以及對“就業幾年內不能生育”的職場潛規則的默認，也讓當今很多職業女性放棄法律維權，選擇忍氣吞聲。她呼吁，女性的權利需要女性自己珍視，要加強自身法律意識，大膽維權。
加大對用工單位監管力度
在唐曉青委員看來，“對有關企業監管不力”是女性生育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另一個原因。她指出，表面上看，造成對女性用工侵犯和歧視的是用工單位，但若仔細研究不難發現，還同有關部門監管不力有直接關系。“如果有關部門能不斷加大對用工單位的監督檢查，并建立起與此相應的長效機制，女工被侵權的現象還會屢屢出現嗎？”
對此，馮幸耘委員深表認同，“盡管有關部門對女職工在孕期、哺乳期有保護政策，但缺乏有力的約束和懲罰機制。”馮幸耘委員還認為，對于保護女職工權益的宣傳還不夠到位，很多企業的法律意識并不強，以及社會保障制度不是很完善等也都是造成女性生育權受損的原因。她建議，政府部門應積極宣傳女性權益保護法的落實，努力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力度，同時，她鼓勵在企業成立婦聯組織或女工委，引導女職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加強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制度
必須承認，一些用人單位要求女員工在一定期間不得懷孕，是因為考慮到生育而離崗影響到工作的連續性，會增加用人單位的成本支出。因此，是女性的生育因素帶來的低效率使用人單位不愿意接收女性。
對此，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總裁王晶代表有她的理解，她認為，盡管對用人單位這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可以譴責，但對于市場經濟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并無不妥，因此不能將這種拒招孕期女性的責任全部加到用人單位頭上。“女性生育是全社會受益，所以責任應由全社會承擔，我們在反對用人單位拒招孕期女性的同時，也應該考慮用人單位的現實處境。”
“關愛女性，維護女性生育權，這種義務應由大家共同來承擔。”馮幸耘委員認為，要想徹底改變這一現狀，要從根源入手，加強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制度，建立起由個人、單位、國家三方共同承擔的生育體制。她建議，國家在政策方面應給予支持，“政府能否為女職工生育造成的誤工期給予企業部分補償，以及給予聘用女性的單位以獎勵，適當免稅等多種支持，以便鼓勵更多人關注女性的就業。”
來自天津的張俊芳委員這次帶來了一份與此有關的提案，她在提案中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實現生育成本社會化，由公共財政、用人單位和個人合理分擔生育保險責任，降低用人單位的成本負擔。
國家還應制定政策來確立生育的社會價值，并制定與之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唐曉青委員說，“孩子代表著民族的未來，國家和社會為女性生育‘埋單’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本報記者 趙梓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