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長的背后，要以結構調整延后為代價！過去一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還是靠傳統的增長方式拉動起來的，所以高房價的泡沫和高耗能投資再次卷土重來了。”3月4日，在中國職工之家的福建代表駐地，全國人大代表、新大陸科技集團總裁王晶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他的提案《關于調整經濟結構，推進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建議》正是關注這一問題。
2010年全國兩會發出最強音，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但是又從何處入手？
保“8”后的結構憂患
6.1%、7.9%、8.9%、10.7%。
從2009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由房地產火爆和重化工投資所帶動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季抬高。但是，這種復蘇和增長是否具有效率和可持續性？這個問題引發全國兩會激烈的討論。
每一輪經濟增長都會付出代價，這一輪也同樣如此。強大的投資和較高的房價支撐中國經濟，但代價可能是沉重的，猛烈的政府投資可能再次導致經濟結構失衡。中國經濟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需求結構上，一是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過低，投資占GDP比例過高；二是出口以及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也過高。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表示，中國的投資率近年來持續維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經濟發展的最快時期，投資率也在39%以下。
投資即期是需求，但下期是供給，在短期內，投資支撐住GDP，但是易引發投資過熱，高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同時中長期加大產能過剩風險，導致失衡現象蔓延。
高房價就是結構失衡的后果之一。全國人大代表、青島港董事局主席常德傳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雖然高房價可以支撐GDP增長，支撐地方政府獲得高額土地收入，但是百姓購房成為難題，影響民生，住房成本的急劇上升將影響消費，使得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
需求結構調整是重點
宏觀調控僅僅是短期政策，可以熨平經濟波動幅度；但對于深層次改革問題、收入分配調整和壟斷行業改革等問題，難以推進。
李稻葵認為：“導致結構失調的深層原因是經濟體制改革尚不徹底，很多制度上的因素導致并加深了結構失調。比如地方政府的GDP政績導向、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因行政提拔要求而內生的對投資和規模的發展要求、受政府控制的基礎性資源價格長期偏低補貼、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體系建設落后等等。”
“想直接解決結構問題，通過壓縮行政手段和壓縮產能的一些辦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說。
王晶也有同感：“經濟發展方式年年談，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大，重要的原因還是深層次的體制原因，這些不是靠短期的宏觀調控就能解決的，必須通過一系列中長期的結構性改革措施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
經濟結構一般分為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和需求結構，在三者中，產業結構較易調整，而需求結構調整難度最大。
“我們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調整產業結構上，實際上在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當中，經常按起葫蘆就浮起瓢來。我個人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怎么轉變我們的需求結構。”祝寶良認為，需求結構決定了產業結構，而影響需求結構的又是后面的收入分配結構，而收入分配結構本質上是稅制問題，關鍵要從稅制這個源頭上下工夫。
由于需求結構難以轉變，產業結構的重型化也難以調整，要素結構調整的難度就加大。這造成了一系列政策的設計和體制的設計，都是保經濟增長，陷入傳統的增長方式。
“我們的稅制結構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以刺激生產為主的稅制結構一定要轉向鼓勵消費的稅制結構，實際上就有一個生產稅轉成我們所謂的保有稅或者財務稅。要調整為以所得稅為主的結構，來解決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之間的關系。”祝寶良建議。
提高居民收入是關鍵
全國政協委員許善達認為，提高消費率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問題，特別是要增加低收入群體居民收入問題。許善達去年曾建議，政府應搞一個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幾年之內，讓居民收入能夠翻一番，比如十年翻一番。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賀強說對本報記者說：“調整收入分配的關鍵，一句話就是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這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賀強介紹，一是可以通過稅收向富人收稅，然后轉移到低收入家庭上；二是加大低收入家庭的社會保障；三是提高居民工資性收入。
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王晶給出的建議是，提高個稅起征點。“舉例來說，根據目前我國的個稅制度，工薪所得的費用扣除并沒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等情況，結果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三口之家，只有一人工作，養活三口人，每月只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本已不寬裕，但仍要繳個稅。”
“另外沿海發達城市與內地落后地區的生活消費水平，工資水平均不同，且隨著經濟發展，物價水平不斷上漲，仍實行每月2000元的定額扣除，表面上是公平，但實際上卻是不公平的，且已跟不上經濟發展。”王晶說。
但是推動這一系列中長期改革措施絕非易事，上述措施涉及財稅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等，屬于改革深水區，利益格局將重新劃分，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改革推進部門，改革難以推進。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現在最需要的是加快進行制度改革、制度創新，建議成立獨立的國家改革委員會，直屬中央領導，以便有效地擺脫政府部門以及社會利益集團的干擾，避免各個部門在設計改革方案時首先強調自己的利益。
